中國社會明代女權理念的高度膨脹業已顯示原先尊卑鮮明的社會觀念和壁壘森嚴的等級秩序此時發生劇烈顛覆。東吳弄珠客在《金瓶梅序》開宗明義:「《金瓶梅》,穢書也。如諸婦多矣,而獨以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命名者。蓋金蓮以姦死,瓶兒以死,春梅以淫死,較諸婦為更慘耳。」[1] 可以說,明末社會所追求的奢侈淫靡之風與思想文化領域的離經叛道契合融通,並彰顯著著女性生命主體形象抗爭意識的日趨覺醒。
一、潘金蓮:縱欲邀淫嫉妒爭寵
《金瓶梅》約成書於明朝萬歷年間的官商勾結霸世、商業經濟繁榮、市民階級崛起的特定時代。世人在兩極化中承受到金錢和權勢的猛烈衝擊而致使價值念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2] 為此,《金瓶梅》謂之是中國的「四大奇書」之第一奇書,它也是注重描摹世態炎涼的世情典籍。魯迅評價:「諸世情書中《金瓶梅》最有名。」[3] 可以說,潘金蓮並非生性趨惡的女性而是聰明伶俐、品竹彈絲描鸞刺繡知書識字填詞作曲琵琶聲揚的百藝精通的尤物,且生得「臉襯桃花,眉灣新月」,並使得西門慶一見就「先自酥了半邊」,甚至吳月娘也驚嘆她「生得這樣標緻」。所謂「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襯桃花,不紅不白;眉彎新月,尤細尤彎」。但可悲之處是生於裁縫之家且童年喪父而無以為生,所謂「做娘的因度日不過,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裡,習學彈唱」。其後又被年約六旬之上的張大戶姦污且不堪主家婆吵鬧謾罵而只好自認晦氣地嫁給形貌猥瑣、性格懦弱、世俗蔑視的武大郎。她曾用琵琶彈嘆內心的憤懣:「不是奴自己誇獎,他烏鴉怎配鸞鳳對!奴真金子埋在土裡,他是塊高號銅,怎與俺金色比!他本是塊玩石,有甚福抱著我羊脂玉體!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奈何,隨他怎樣到底奴心不美。」[4]
潘金蓮身為《金瓶梅》小說著力摹寫的第一個女主角,是一個產生於中國古代特殊社會環境中的墮落女性的人物典型,也是我國古典通俗小說中最早出現的塑造得最為成功的被社會扭曲變形了的女性形象的代表,故而在我國世情小說的女性形象建構長廊中具有獨特雋永的時代蘊含。張竹坡評說:「吾知其二三歲時,未必便如此淫蕩也。使當日王招宣家男敦禮義,女尚貞廉,淫聲不出於口,淫色不見於日,金蓮雖淫蕩,亦必化而為貞女。 」[5] 嘆言正是罪惡淫靡的社會扭曲了女性的靈魂且磨礪了邪惡的競爭,並將之推上了一條充滿幽怨憤懣的生命旅途。由此,潘金蓮可謂是匯集自私惡毒、淫蕩無度、縱欲變態等人世間諸多惡德於一身的女性形象。她又是無情地害死武大郎、狠毒地嚇死了李瓶兒的嬰兒官哥兒的殘暴的虐待狂。雖說潘金蓮的品性及行為著實令人髮指憎惡,但觀其所處的污濁險惡的現實環境及其悲慘際遇也讓讀者掩卷體卹。美籍學者夏志清認為潘金蓮的悲劇,「是她非不擇手段、用盡心機,以對抗男性的優勢不可,因為男尊女卑是她無力挽回的不公平現象。」[6] 倘若換位思考,潘金蓮諸種環境熏染、習養所致、生存所迫的劣行惡德理應是對明末社會不公境遇的抗爭、叛逆和決絕,然則無論她如何努力、拼搏、掙扎,終究不能掙脫被社會羈絆、奴役和吞噬的悲慘命運,其結局仍是被當作奴婢一樣被可憐地賤賣。她身處的社會、家庭環境皆充分暴露了封建社會末期,在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衝擊下所形成的種種腐朽墮落的社會現象和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結構對人性的踐踏,尤其是對女性從精神、感情和身體上所造成的嚴重傷害和極度扭曲。 [7]
蘭陵笑笑生在《金瓶梅》小說敘事以及其後民間所派生的地方戲曲的諸多嬗變中,最精心導演刻畫的人物形象當屬潘金蓮。羅德榮評析:「潘金蓮如不去偷情,就只能一味忍受麻木下去。而人的麻木,則是失去對個體權利和幸福的起碼追求。舊時代的真正悲哀,不在於出現了偷情的潘金蓮,而在於製造了無數屈從命運、安分守己、漠然死去的中國婦女。」[8] 潘金蓮可謂是歷代封建女性生存模式的真實或虛構的典型的活化石。概因中國傳統男性統治的社會中凡關於女性的一切均唯有尊崇男性的準則、規定和詮釋。即作為性尤物(性工具)和非性物(生育體)的女性全部生活皆須服從於男性所設計的衛道秩序而只能生存於一種黑暗、喑啞、無望的生命時空,或只能處身於一種無實名、無稱謂、無身份、無表述話語的尷尬狀態。換句話說,眾多女性在男權文化的現實境況裡不是一個精神實體而只是性的、生殖的象徵符號或曰工具性的存在標本。可以說，許多女性在男性權利佔絕對地位的男性中心話語體系中唯有成為男性俘虜物與祭貢品的俯首聽命的賢妻良母、孝女節婦或是被指斥為敗壞倫常綱紀的女妖禍水、淫婦欲女。佛洛伊德指出:「個人幸福的滿足也是我們文明所必須具有的目標之一。」[9]柏拉圖亦曾主張人本來是一個整體,因觸怒神而被分成兩半。於是人不斷地追尋另一半。這種對整體的追求和嚮往就是所說的愛。但潘金蓮得到的「另一半」卻不是她的追求和嚮往且自尊、自傲、自信亦被無情地蕩滌和消解。
中國傳統文化推崇壓抑女性世界的需求、本能和慾望以迎合社會對女性的束縛。即「儒學不斷發展著這種『一個世界』的基本觀念,以此際人生為目標,不力求來世的幸福,不希冀純靈的拯救。」然則潘金蓮在殺害親夫之後,在負罪的心理陰影下,毫無「對神明的畏懼、恐怖、敬仰的情感特徵。」[10] 由此觀之,《金瓶梅》拓展了《水滸傳》中刻板的程式化的蕩婦體例,大膽地鋪陳羅列了肉慾色情的氾濫以及渲染佐證了腐糜聲色的現實生活。它正是誕生於物慾橫流的晚明時期的情感宣洩。究其緣由,蓋因市井文化崇奉縱情慾望、越禮踰制、離經叛道而不惜揮毫潑墨為世俗小民張目明志。小說敘事中潘金蓮的驕橫狠毒、輕浮淫亂、放浪形骸、縱欲恣性就是當時民眾思想觀念的真實寫照。
二、李瓶兒:逸樂淫靡巧於心計
《金瓶梅》可謂是一部偉大的寫實世情文學佳作。正所謂「一部《水滸傳》四個字:亂自上做,大宋皇帝為人虜,社稷崩塌滿江紅。一部《金瓶梅》也是四個字:淫自上行,江山傾覆今乎沒,大明皇帝白掛枝。不過《金瓶梅》不僅實錄現實,最為可貴的是推演了沒落的大明王朝滅亡的歷史結局。《金瓶梅》是一部史記,也是一本春秋。」[11] 《金瓶梅》大約成書於明萬曆中期。 [12] 當時社會昇平富華,崇奉奢侈新異,覓食縱情逸樂,世俗競相奢靡,世風流弊日顯,觀乎風流名士、行商坐賈、青樓妓女、市井細民皆重利輕義、貞潔無存、道德低靡,所謂忠孝節義、三綱五常、佛祖教化均公頃刻間趨向於土崩瓦解。為此,推崇風氣之先的世俗時尚女性爭相蕩滌親情愛戀良心體面、節義貞操的精神制約而加以徹底地反叛傳統聖哲的生命羈絆。
《金瓶梅》正是封建經濟轉型期市民生活的一面真實的鏡子,且折射出社會文化心理的歷史變遷。李漁評說:「人生在世,事事可以忘情,只有枕席之歡,這是名教中的樂地,斷開忘情不得。我輩為綱常所束,未免情性索然,不見一毫生趣,所以開天立極的聖人。明開這條道路,放在倫理之中,使人散拘化腐。」[13] 《金瓶梅》小說敘述的視野裡所摹寫的金錢權勢的地位也真是難以攀比、至高無上、無與倫比,諸如,道義良心、友愛親情、官爵權位、孩子滿月、女兒貞操、官司輸贏等。凡此種種,皆是「有錢便流,無錢不流」。西門慶迎娶李瓶兒最重要的原因是貪婪垂涎其貌相財物:「你不知道,他原是大名府梁中書妾,晚嫁花子虛,帶一份好錢來。」或「又兼得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外莊內宅煥然一新,米麥陳倉,騾馬成群,奴僕成行。」可見,西門慶之所以能在李瓶兒再嫁蔣竹山之後還能容忍她的最大的原因,就在於其眼裡金錢始終是最重的生命砝碼。即所謂「他的可鄙與可憐,就在於他視色如命,全不要情愛地一任情慾氾濫,滅頂而不悟。」[14]
李瓶兒身居《金瓶梅》故事刻畫的第二個女主角,生命中先後歷經梁中書妾、花子虛妻、蔣竹山婦等多重身份而使之見多識廣,加之溫柔體貼的性格助其在西門家廣結善緣,並以獨到的軟性交際的高明方式將男人置於手腕或將女人握於掌心。致使她的心氣、算計、希冀暗藏於心而深隱不露。佛洛伊德指出:「性本能必須與作為抵抗的某些心理力量做鬥爭,其中最主要的抵抗是羞澀與厭惡。可以設想,這些力量本來是限製本能的,使其不能正常發展,如果在性本能達到最強烈以前它們就獲得發展,那麼,它們肯定會決定性的發展的。」[15] 即言縱欲女性始終以滿足自己的現時慾望為出發點且全然不約束自己的行為而直至迷失消亡。觀乎西門慶一生共計有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潘金蓮、李瓶兒等約乎六房妻妾。蘭陵笑笑生依托冷峻的筆觸描繪了一幅幅男盜女娼、妻妾勾鬥、爭寵奪愛的亂世佳話。俗話說:「母以子貴」。它是封建宗法社會的一條顛覆的鐵律。蓋乎女子因子而榮,身價倍增,失子之勢,跌入深淵,這是中國封建宗法社會中女人用笑聲眼淚柔情所銘記的一條生命演繹準則。像潘金蓮想盡辦法去尋找機會加害官哥兒並想出最毒的一招,即訓練雪獅子貓嚇得孩子驚風抽搐而死,致使李瓶兒既傷心又氣憤不久也得重症撒手人寰而釀造了一場人生悲劇,就是一次典型的女性間爭風吃醋的明證。
《金瓶梅》謂之「奇書」就在於小說中描摹的女性皆以「惡」和「欲」貫穿人生里程且極盡尊崇享受、膜拜權財、爭寵嫉妒、淫蕩獻媚之能事,並公然挑戰男權話語社會所推崇的「戒貪、戒淫、戒欲」的人倫綱常。然則人類性愛哲理卻歷經從沒有肉體接觸的「柏拉圖式愛情」演進為費爾巴哈詮釋的「愛就是成為一個人」,再體徵拓展至羅素所論述:「性愛僅僅是指那種包含著充分的情感關係和那種既是心理又是生理的關係。愛可以強烈到任何程度」等諸多思辨體徵。 [16] 可以說，性愛活動過程既是本能性,又從內涵到表現都滲透著文化性,性的本質就是人的情愛意識、生命意志和審美愉悅。吳存有評曰:「似乎情慾的滿足使這個女人感受到一種深深的、別無所求般的幸福。」[17] 嘆言性追求似乎成了李瓶兒潑悍妖淫的生活模式的生命旨趣。
三、龐春梅: 妖淫潑悍輕狂自賤
《繡像本金瓶梅序》評說:「《金瓶梅》,穢書也。袁石公亟稱之,亦白寄其牢騷耳,非有取於《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蓋為世戒,非為世勸也。如諸婦多矣,而獨以潘金蓮、李瓶兒、春梅命名者,亦楚《禱杌》之意也。借西門慶以描畫世之大淨,應伯爵以描繪世之小丑,諸淫婦以描畫世之醜婆、淨婆,令人讀之汗下。 」[18] 然則小說敘事開篇所吟《四貪詞》就是作者依托嘲諷、嬉戲、幽默的敘事風格加以洞察社會世情市相的切身體認可。即言酒:「疏慢友多由你,背義忘恩盡是他」;色:「損身害命多嬌態,傾國傾城色更鮮」;財:「親朋道義因財失,父子懷情為利休」;氣:「一時怒髮無明穴,到後優煎禍及身」。 [19]
龐春梅是《金瓶梅》小說敘事中的第三個女主角,和金蓮、瓶兒鼎足並立且被演義為中心話語人物。她俊俏聰慧、喜好謔浪、擅長應付的秉性使之成為金蓮的女孩並被西門慶看上獸用。但她始終以堅強自信的姿態把握自己的命運脈搏終於嫁給週守備並被扶正容身以貴客的高傲姿態往返西門府上憑吊過舊家池館,最後也算是風光體面地皈依天運。即春梅以刁鑽的品行、完美的韌性和女人的周全而成就了她的苦難命運,觀其順應時事的能力當是逍遙自在的女權崇奉的生命張揚。列寧指出:「意識到自己的奴隸地位而與之作鬥爭的奴隸,是革命家。不意識到自己的奴隸地位而過著默默無言、渾渾噩噩的奴隸生活的奴隸,是十足的奴隸。津津樂道地讚賞美妙的奴隸生活並對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盡的奴隸是奴才,是無恥之徒。」[20] 觀乎春梅該當是一個歡天喜地的順乎天命的忠實女奴形象。脂硯齋評介:「人若改常,非病即亡」。 [21] 坦言明末世俗世界任何美好的東西均命中註定該當毀滅消融。
沈德符曾記載:「國朝士風之摭,浸淫於正統而靡潰於成化。至憲宗朝萬安居外,萬妃居內,士習遂大壞。萬以媚藥進於禦,禦史倪進賢又以藥進萬,至都禦史李實,給事中張善具獻房中秘方,得以廢籍復官。以諫詔風紀之臣,爭談穢媒,一時風尚可知矣。」[22] 可以說,龐春梅是在潘金蓮的精心周密的安排下名正言順地成了西門慶的性伴侶,但在西門慶於七十九回縱欲喪生之前並沒有把春梅描寫成一個「淫婦」,卻更是表現其性格的刁蠻、潑悍與傲氣。小說前八十回關於春梅性的描寫最多三五次,且大多是敘寫西門慶把她摟在懷裡玩耍、搭著她的肩膀走路、坐在西門慶腿上觀賞耍戲潘金蓮等情節。她之所以未淪落至「淫婦」的丑角,是因乎西門慶與春梅的性愛關係好像沒有違反封建社會的綱常倫理和道德規範的性愛生存法則。瞿同祖指出:「若男主人對於女婢(包括女奴本身和男女奴所生之女)有性要求,自不足怪,甚至可以說是男主人的權利。幾千年來的中國社會中,婢女與主人的性關係本是社會和法律所默認的。並且婢女與男主人生子後很容易取得妾的地位。」[23] 概因晚明腐朽奢淫的社會文化背景緻使作者的性愛價值取向就是建構在不越理即不為淫的審美信條。
袁行霈評說:「作者對於財色,並非一味加以否定。對於女性的壓抑和苦悶,也表現了一定的同情。這與晚明`好貨好色'的人性思潮是合拍的。」但「小說中的金、瓶、梅等諸多女性,似乎也都被社會的規範、封閉的家庭、單調的生活擠壓得只知道人生最低層次的追求扭曲了的人性使他們將肉慾變成了生命的原動力。" [24] 為此,龐春梅終在她錦衣玉食、富貴榮華、風光愉悅之時而因過度淫欲導致二十九歲便香消玉損。無怪乎小說嘆息:「這春梅在內頤養之餘,淫情愈盛。常留週義在香閣中,整日不出。朝來暮往,淫欲無度,生出骨蒸癆病症。逐日吃藥,減了飲食,消了精神,體瘦如柴,而貪淫不已一日,過了他生辰,到六月伏暑天氣,早辰晏起,不料他摟著週義在床上,一洩之後,鼻口皆出涼氣,淫津流下一窪口,就嗚呼哀哉,死在周義身上。亡年二十九歲。」[25] 因此, 《金瓶梅》小說敘事章回裡時常突顯「色箴」加以評嘆:「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欲無窮」;「早知色是傷人劍,殺盡世人人不防」;「亡身喪命皆因此,破業傾家總為她」 [26] 等,均預示著縱情亡身和色欲敗家的生命軌跡。
綜上所述,《金瓶梅》小說眾多女性典型形象建構中皆突顯著明代社會情慾聲色的熾烈、慾望描摹的露骨和女權意識的高漲,其實是在舊的社會規範日趨衰弱而新的社會準則尚未健全的情況下的刻意彰顯,並在某種程度上體認著世人以極端的方式蕩滌束縛、弘揚人性、追逐功利的精神文化旨歸。它表徵中國傳統社會以「家族本位」以及「家國同構」為典型特徵的組織結構中所有成員的迥異的社會等級、地位、尊嚴、價值的忽略抹殺和毀滅涵括著意味雋永的生命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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