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康酬神田香巖詩（取自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二玄社，1960）
伯希和於1908年取得藏經洞文物後，便返回安南河內；復於1909年5月動身來華，隨身攜帶部分敦煌文獻，並於一個多月後抵達北平。該年9月，時任清廷刑官的王式通、董康便已偵得此訊，並經由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端方的美籍幕僚福開森，得以接觸伯氏，披覽並拍攝部分敦煌寫本。為集結同好募款集資，委伯氏返回巴黎後將所有敦煌文獻製成珂羅版，寄返中國，交由董氏誦芬室印行。董氏力邀羅振玉參與其中，促成羅氏私訪伯氏、撰成《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一文並由誦芬室印製，分發海內。
《書舶》的作者董康[1869—1948，有關董康生年，通說是1867年。然而據《清代朱卷集成》所收董氏應舉文書中載"同治己巳（1869）三月二十二日吉時生"，生年應為1869年。參見孔穎：《晚清中央政府の法制官董康の日本監獄視察について》，《或問》第18號，2010年，第39頁。至於他的卒年，一般認為是1947年。然而據北京市檔案館藏「北平市警察局檔案」J184-002-04391號檔案，1948年5月4日義字64號第二分駐所「呈為地院會同檢驗董康因病身死由」可知，其卒年為1948年。轉引自陳新宇：《尋找法律史上的失蹤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3頁註1]，字授經，號誦芬室主人，江蘇武進（今常州）人。進士出身，雅好藏書，專精版本目錄之學，以法學、文史之才名重當時。
董氏自清季（1902）受命東渡，考察日本司法刑律以來，此後蹈海赴日凡「廿餘次」（董康著，王君南整理：《董康東遊日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6頁），雖然動因各有不同（如銜命公幹、潛逃避難、應邀講學等），但交遊、訪書為歷次出行所未曾缺者。他由此不僅結交日本漢學重鎮如內藤湖南、徠野直喜，法學名流如松岡義正等，還與古籍珂羅版製作「海東第一名手」小林忠等過從甚密，自稱「文字因緣固有勝於骨肉親知萬萬者」。 （《董康東遊日記》，第2頁）董氏於1926年12月30日至1927年5月1日避孫傳芳通緝之禍，1933年11月8日至1934年1月22日受邀講學， 1935年4月23日至5月18日應邀出席孔子聖堂落成式，1936年8月19日至9月15日攜眷避暑，先後四次赴日，分別見載於董氏《書舶譚》卷1—4、卷5—7、卷8、卷9，個中細節頗有詳盡。至於董氏於1906年4月至12月赴日考察獄政、1911年至1913年因辛亥革命東渡避難等經歷，亦有見載於日人日記、回憶錄者。 （如神田喜一郎的回憶及其所引祖父神田香巖日記，參見氏著《敦煌學五十年》，二玄社，1960年，第157—162頁）
《燕麈》第2卷第12號、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書影（取自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二玄社，1960）
因董氏文、法兼擅，文史學界與法學等界致力於勾稽董氏生平業績者，不乏其例。筆者擬立基於《書舶庸譚》，抽繹董氏與彼時日本學界之交往斷片若干，聊作發揮，藉此展現兩國學術互動之側面。唯需說明者，《書舶記》傳世者有四卷、九卷之別，前者有1928（戊辰）年董氏自刻本、1930（庚午）年大東書局印本，後者有1939（己卯）年誦芬室重校定本、1940（庚辰）年重印本。自1990年代以降，書中整理本凡三，四卷本有傅傑據戊辰本所點校（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九卷本則先後有王君南以己卯本為底本所校《董康東遊日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朱慧以庚辰本為底本所作整理（中華書局，2013年）。下文即以此三書為主要文獻依據，除非必要，行文出注以王君南本為準。
（一）
陳寅恪先生曾雲：「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列》，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第266頁）清季以降，中國古文獻之重大發現者凡四，敦煌藏經洞文獻居其一。學界得預此流，雖有賴外人如伯希和等之力，但董康作為情報蒐集、發布者，實在功不可沒。
伯希和於1908年取得藏經洞文物後，便返回安南河內；復於1909年5月動身來華，隨身攜帶部分敦煌文獻，並於一個多月後抵達北平。該年9月，時任清廷刑官的王式通（大理寺推丞、學部諦議官兼度支部清理財政部諮議官）、董康（時任刑部主事）便已偵得此訊，並經由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端方的美籍幕僚福開森，得以接觸伯氏，披覽並拍攝部分敦煌寫本。為集結同好募款集資，委伯氏返回巴黎後將所有敦煌文獻製成珂羅版，寄返中國，交由董氏誦芬室印行。董氏力邀羅振玉參與其中，促成羅氏私訪伯氏、撰成《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一文並由誦芬室印製，分發海內，復於10月4日齊集京內同好公宴伯氏，再商印製法藏敦煌文獻之議。 [詳見王冀青：《清宣統元年（1909）北京學界公宴伯希與事件再探討》，《敦煌學輯刊》2014年第2期，第130-142頁。通說鹹以公宴時間為9月4日，王氏以最近發現的1909年10月5日惲氍鼎致沈曾植信為線索，力證通說之非，重定其時為10月4日]此次公宴，日本書商田中慶太郎廁所席間，並執筆撰寫《敦煌石室中の典籍》一文（載《燕麈》第2卷第12號，1909年11月1日，該雜誌的受眾是客居北京的日本人）。羅氏、田中氏之文和羅氏此後旋即撰成的《莫高窟石室秘錄》以及部分寫本照片，先後傳至日本西京。 《朝日新聞》於同年11月12日發表《敦煌石室の發見物》，於11月24—27日連載內藤湖南署名的《敦煌發掘の古書》。京都大學史學研究會於11月28—29日藉岡崎府立圖書館展出300餘幀寫本照片，並由小川琢治、內藤氏、富岡謙遜、濱田耕作、羽田亨、徠野直喜、桑原騸藏等中國學教授先後發表演講，日本敦煌學研究因此發軔。 （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第8—20頁）
此後日本學人先後赴華、赴歐，親閱寫本，如內藤湖南於1924—1925年航歐，分訪巴黎、倫敦，攜回攝影照片或手錄釋文，成為此後相關研究之憑藉。此點在《書舶庸譚》中亦有反映，如卷一上「（1927年）1月2日」條載：「湖南復出敦煌遺書影片，約二百餘種。中有餘未寓目者，懇以每日借攜回寓校錄，得其首肯，並贈餘《華甲壽言》《航歐集》各一冊。」（《董康東遊日記》，第3頁）此後，內藤氏分別於1月3日、1月10日、4月6日、4月13日先後出借敦煌文獻影片若干，董氏先後抄錄並題識《劉子新編》《王績》《金光明經》《文選》（隋、唐各有寫本殘卷）、《爾雅》《明妃曲》《治道集》《御製孝經贊》《（神龍）散頒布部格》《唐律·職制、戶婚、廄庫》《尚書大傳》《古文尚書》《道德經》《禮記大傳》《莊子外篇》《舜子至孝文》《新修本草》《珠英集》《二十四孝押座文》等卷。
需略加說明者，有關《散頒刑部格》紀事，《書舶行》四卷與九卷所記有別，前者僅敘殘卷樣態（四葉、九十一行、凡十□條），並概言"大率補律所未備"、"頗多與《唐律》互證"，並斷言"若得《唐書》逐節為之疏證，此亦考唐代製度不可少之書，並可見明清訴訟手續之沿革也」（董康著，傅傑校點：《書舶庸譚》，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頁）；而九卷本則過錄殘捲全文，並逐節與《唐律》互較，以明律、格關係（《董康東遊日記》，第26—36頁）。除此之外，董氏研究此卷之成果刊布，雜稽文獻，可得如下經緯：
《書舶庸譚》卷六（1933年12月）「12日」條：仁井田來，借所校《神龍散頒刑部》去，擬刊入雜誌；
同書同卷「30日」條：仁井田博士來校正前所錄神龍《散頒刑部格》之訥誤；（以上見《董康東遊日記》，第240、263頁）
1934年2月，《法學協會雜誌》第52卷第2號刊登仁井田陞《唐令の復舊について——附：董康氏の敦煌癩見散頒刑部格研究》一文頒刑部發表董氏有關此格的詳細見解及此格全文；（仁井田陞：《補訂中國法制史研究·法と慣習法と道德》，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年，第303頁[補1]）
1938年，《司法公報》第九、十期刊登董氏《殘本龍朔散頒格與唐律之對照》（以下簡稱《對照》）；翌年4月，此文經瀧川政次郎日譯，刊於《法學新報》第49卷第4號。 （瀧川政次郎：《支那法制史研究》，有斐閣，1940年，第465—490頁）
現比勘《對照》與九卷本卷一下「（1月）21日」條紀事，除略去抄此卷緣由外，二者基本一致。即便龍朔與神龍相去10餘年，董氏行文亦徵引史籍稱該格於「神龍元年上」（《對照》文亦同），但九卷本紀事一仍該文標題之誤，稱「錄唐龍朔《散頒刑部格》一卷」（《董康東遊日記》，第26頁），可見重編九卷本時將《對照》文全文編入，未予校改。
內藤湖南歐洲調查用董康目錄《散頒刑部格卷》（左）和《唐律》所在頁（目錄影印件都取自玄幸子、高田時雄編著：《內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記錄》，関西大學出版部，2005年）
一如前述，內藤氏旅歐所得，於20世紀前半期敦煌文獻研究，意義頗大，就法製文獻而論，亦不限於《散頒布格》一項。唯此行亦多得益於董氏。董氏先於內藤氏出訪歐陸，1922—1923年尋訪本國故物於倫敦、巴黎，撰成《目錄》一種，與內藤氏分享。如內藤氏哲嗣內藤乾吉回憶：
家父於大正十三年渡歐之際，攜董康氏《敦煌莫高窟藏書目錄》寫本而行，以為閱覽敦煌本之參考。此為董氏於巴黎、倫敦閱覽敦煌本之目錄，分巴黎圖書館藏本、伯理和編修藏本、英博物館藏本三部，於其所謂伯理和編修藏本中，有如下記載：
三六〇八唐律（唐寫本）
存祭祀及有事於園陵條以下及戶婚律第四至同姓為婚條止……（譯自內藤乾吉：《中國法制史考證》，有斐閣，1963年，第215頁註2）
現核之以內藤湖南《歐洲調查用「董康目錄」抄錄原稿》影印件，可知引文中「敦煌莫高窟藏書目錄」之「目」字、「同姓為婚條止」之「止」字為衍文。 （玄幸子、高田時雄編著：《內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記錄》，関西大學出版部2005年，第367頁）又據王君南所編索引可知，九卷本《書舶庸譚》語涉《敦煌書錄》者凡三，後兩條紀事分別載卷一下（1月）21日條：
是日，寄玉娟信並附近編《敦煌書錄》。
同卷（1月）23日條：
寄玉娟、雲岑函，並附新編《敦煌書錄》。 （以上兩則分別引自《董康東遊日記》，第26、37頁）
董氏於三天內兩度寄送所謂「敦煌書錄」回國，內容所異者何？四冊《書舶庸譚》卷一（1月）22日條載：
錄《散頒布刑部》畢。 （董康著，傅傑校點：《書舶》，第19頁）
此句為九卷本所刪，而藉此可知，21日始錄《刑部格》，22日錄畢，23日寄出。又，董氏曾言：「曩客法京巴黎，見藏書目，有是格殘本，列三零九八，為法儒伯里和於前清光緒季年，於役隴西，發見於莫高窟石室中，舶載而西者，索閱不得，殊形覬望。」（董康：《殘本龍朔散頒布部格與唐律之對照》，瀧川政次郎：《支那法制史研究》，第465頁）董氏曩客巴黎，未見是格原卷，因此內藤氏所持《歐洲調查用「董康目錄」抄錄原稿》僅存簡單記錄「三○七八散頒布部格卷唐字本存十一條」；而上海圖書館所藏《敦煌書錄》則詳述這一殘卷的體例，並過錄三條格文（玄幸子、高田時雄編著：《內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記錄》，第342、447頁），可與《日記》互證。
另外，張伯元所謂「董康的《（新編）敦煌書錄》資料來源有抄自巴黎圖書館的，也有的是他在日本期間借敦煌照片補抄的」（張伯元：《董康與法律文獻整理——《書舶庸譚》讀後，《法律文化研究》第1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22頁），實亦有未確，因董氏所抄還有來自英倫者，如前揭《目錄》即列"大英博物館藏本"，《書舶庸譚》卷三所記《金光明經》題識中亦言："曩在英倫博物館見斯丹因所得敦煌經卷，此經在內。
今之所獲與彼館所藏如出一手，其為一本無疑也」（《董康東遊日記》，第108頁）；還有來自日人所藏寫卷者，如《書舶庸譚》卷二（2月）9日條載：「又唐寫本《序聽迷詩所經》一卷，凡一百七十行，為故友富岡氏所藏」。（《董康東遊日記》，第52頁。九卷本過錄全文，而四卷本僅述其要旨，參見傅傑校點：《書舶庸譚》，第31頁）不過，董氏此條所記有誤，《序聽迷詩所經》為高楠順次郎所藏，而富岡謙藏所收為另一景教文獻《一神論》。（此兩種文獻之真偽，屢有辯難，如林悟殊：《富岡謙藏氏藏景教〈一神論〉真偽存疑》，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高楠氏藏景教《序聽迷詩所經》真偽存疑》，《文史》第55輯，2001年；後皆收入氏著《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86—228頁）
內藤父子訪歐前，富岡鐵齋於餞別時所繪。 （取自《生誕150年記念富岡鉄斎展》，京都新聞社，1985；轉引自礪波護：《敦煌から奈良、京都へ》，法藏館，2016，第214頁）
據桑兵所引霍普科克《絲綢路上的外國魔鬼》所記，「法方保管的嚴密引起一些中國學者的不滿，指責伯希和並未真心履行諾言。其實此舉並非針對中國學者。據說伯氏將文書藏於巴黎國立圖書館東方部的一個房間裡，親自掌管鑰匙，引來不少法國同行的攻擊」。 （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12頁）伯氏保管文書寬嚴鬆緊應前後有別，不可一概而論。如前述董氏目錄稱部分寫本為"伯理和博士藏本"，內藤乾吉追憶其父湖南於"大正十三（1924）年秋，於巴黎伯希和教授宅，閱覽第一斷簡（即P .3608《唐律》殘卷－筆者註），且獲準攝影，並煩當時留學巴黎的慶應大學松本信廣教授將此照片帶回」（譯自內藤乾吉：《中國法制史考證》 ，第182頁）；《書舶庸譚》卷一上（1月）4日條載「夜取湖南影片，錄三七零四（伯希和邸）《劉子新編》（六朝寫本）二頁始寢」（《董康東遊日記》，第6頁），可見20世紀20年代，伯希和為便於整理，曾將部分文書私置家中。至於《書舶譚》卷（1月）19日條載：「憶及癸亥（按：癸亥年為1923年，壬戌年為是。此點朱慧業已指出，參見董康著，朱慧整理：《書舶庸譚》，中華書局，2013年，第22頁）歲晏，僑居美京使署，簧中攜伯希和敦煌古寫本五十卷，供餘饕餮，適有是書（指《治道集》——筆者註）在內。」（《董康東遊日記》，第25頁。此段及其後有關《治道集》之敘錄，為四卷本所無）此處所謂「伯希和敦煌古寫本"，應是照片而非寫本原卷。董氏於1922—1923年赴歐美考察實業，行程為上海-日本-美國-法國-英國-美國-日本-上海（可參見胡光麃：《波逐六十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62輯，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227—239頁），他絕無可能攜原卷抵美。
上海圖書館藏董康目錄《散頒刑部格卷》所在頁（目錄影本取自玄幸子、高田時雄編著：《內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紀錄》，関西大學出版部，2005年）
（二）
董氏於1933年11月應邀訪日講學，其行程記載勒為九卷本《書舶庸譚》之卷五至卷七。以下僅隨文撿選紀事若干，並略事箋解，裨補缺漏。
1.卷五（1933年）11月8日條載："先是，東京法學博士松本烝治等組織中國法制研究會。"（《董康東遊日記》，第210頁）所謂"中國法制研究會"，指由村上貞吉（律師）、松本烝治（東京帝國大學商法教授）發起，於1930年前後成立，由東京帝大法學部的學者如我妻榮（民法）、田中耕太郎（商法）、小野清一郎（刑法）等組成，致力於註釋、翻譯、評論中華民國所頒布重要法令的研究組織，於1945年二戰結束後解體。學會的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法制研究會」。 （參閱西英昭：《「中華民國法制研究會」經緯－資料的整理與介紹》，《法制史研究》第11期，2007年6月，第323—342頁）
2.同卷13日條載：「午後，服部介紹法學博士仁井田升來見，贈餘所著《唐令拾遺》一冊。」（《董康東遊日記》，第214頁）仁井田陞於1933年出版《唐令拾遺》，1934年便以而立之齡榮獲日本學士院恩賜賞，成名之早，鮮有出其右者。唯仁井田氏於1937年遞呈博士學位請求論文《唐宋私法史文書の研究》，由此獲法學博士學位，並於同年擴增為書《唐宋法律文書の研究》。 （參見福島正夫：《序－仁井田陞博士戰前三大著の復刻にあたって》，仁井田陞：《中國身分法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董氏稱其為"法學博士"，有誤。
3.同卷29日條載：「接上海趙晉卿函，內附工部局何德全函，代英人鍾思索此次講演錄中日文各稿。稿為仁井田譯，商諸村上君，允譯全寄滬。」（《董康東遊日記》，第225頁）又，1934年《法治週報》第2卷第3期所載新聞《董康由日歸國》稱：「電通社六日東京電，中國古代刑法權威者、北京政府時代之司法總長、大理院長董康，去年應中國法制研究會聘請到日本，在東京帝大及各大學講演中國古代刑法。董氏著作，一兩日中可以出版，定八日離東京歸國。」董氏日記所稱英人鍾思索要講稿，由仁井田陞翻譯，擬寄滬上出版；而《週報》所稱"董氏著作"，即為英人索取之講稿集結本（現存氏著《中國法制史講演錄》一種，文粹閣影印，無出版日期）。又，徵諸《書舶庸譚》卷七（1934年1月）8日條「赴各處辭行……是日回寓甚晚，檢點行李，已逾午夜」、同卷9日條「上午九時，乘燕子急行車南返……四時四十餘分，抵京都驛」（董康東遊日記》，第266—267頁），亦即董氏於1月9日西行上洛，並非如《週報》所言8日歸國。
4.卷六（12月）6日條載：「午後二時，中央大學教授瀧川政次郎禦車來迓，由原嘉道介紹講演。學生約二百人，四時半輟學。」（ 《董康東遊日記》，第234頁）據瀧川政次郎補充，本演講題為《中國歷屆修訂法律之大略》，現場翻譯為孫湜（即《書舶庸譚》中所記孫伯醇） 。瀧川氏為之譯註，刊於《法學新報》第44卷第2號（1934年2月）。 （《董康東遊日記》，第234頁）
5.同卷13日條載：「又《（唐）令集解》一冊，據金澤文庫本排印」。 （董康東遊日記》，240頁）《令集解》所註釋者，為日本《養老令》，己卯本綴「（唐）」字樣，不啻畫蛇添足。然朱慧以庚辰本為底本所作整理，僅書「《令集解》一冊」（董康著，朱慧整理：《書舶庸譚》，中華書局，2003年，第206頁），可見董氏對己卯本有所改定。
附記：2015年2月，關西大學玄幸子教授賜贈《內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記錄》，該書收存內藤湖南「清國學部所藏敦煌石室寫經繙閱目錄」、「歐洲調查用'董康目錄'抄錄原稿（敦煌莫高窟藏書錄）墨書」、「歐洲調查用'董康目錄'抄錄原稿（敦煌莫高窟藏書錄）鉛筆書」、「上海圖書館所藏'董康目錄'"四種影印件及前三種的校錄稿，這是本文最終能夠成稿的重要資料，謹此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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