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者說】
嚴謹詩意兼美守正創新相成
作者：陳彝秋（南京曉莊學院文學院副教授）戴偉華深耕唐代詩歌與唐代文化研究近四十年，以文獻功力深厚、文理分析深微著稱。 《唐代幕府與文學》、《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地域文化與唐代詩歌》（修訂再版為《地域文化與唐詩之路》）等既往著作的意義，不僅在於貢獻出創新性的研究成果，也可作為研究方法的示範。戴偉華秉持「在歷史中理解文學」的研究理念一路走來，他的新著《文化生態與唐代詩歌》，也以新的思考推進和深化唐詩的研究。
《文化生態與唐代詩歌》
戴偉華著中華書局
文化生態可以簡單理解為文化形成與存在的狀態。戴偉華以文化生態視角切入唐人詩歌研究，對相關文學活動、文學現像做出細緻精細又宏觀立體的觀照，在突顯詩歌主體地位的同時，對詩歌性質更有別出新意的發微。本書各篇章內容彼此獨立，又自成體系，著者實證治學的精神與細讀文本的功力，外化為本書視野廣闊、思理綿密、考論精詳、探索創新的學術格局。
融貫全書的感性與浪漫氣質同樣令人印象深刻。對唐詩數十年如一日的熱愛成就了這部著作，對揚州濃鬱的故鄉情懷引發了情思並舉的"能不憶江南"系列研究，對嶺南文人張九齡的持續關注源於生活在廣州的地域文化氛圍。 《《文化生態與唐代詩歌》書成用杜工部戲為六絕句韻以詩代序》詩、書並茂的別出心裁，則映照出作者熱愛生活，詩歌和書法兼擅的雅人深致。
這本熔鑄學者理性與文人深情的學術著作呈現出嚴謹詩意兼美，守正創新相成的學術氣象。
《飲中八仙歌》
新穎多元的研究視角
文化生態是處於不斷發展與完善中的動態概念，具備開放包容、涉及面廣等特點，不同的研究目的，會賦予它不同的內涵與外延。戴偉華對詩歌文本的解讀，常因觀察角度的別緻而產生創新的結論。例如，立足宮體詩「自贖」、七言詩「自振」的研究，彰顯出張若虛〈春江花月夜〉非凡的文學史意義，此已為人所知。本書以強、弱勢文化為視角的《與帝京對視的《春江花月夜》》篇，則結合初唐南北文化差異與衝突並存的文化生態，從江南文化「自尊」的新角度，闡釋了此詩為何而作的問題，有理有據，耳目一新。
學術研究中，視角、理論、方法是共生互彰的關係。戴偉華很早就關注到文人「才」「遇」錯位及由此引發的文學史書寫問題，並有持之以恆的思考。本書第三章《政治與文學「才」「性」論》不僅對始於孔子的「才性論」做出明晰的闡釋，也集中論析了李白、杜甫、劉禹錫、柳宗元等詩人的命運。以此為例，可知文化生態與文學關係的多元視角兼具學術視野、理論與方法論的多重價值。
敏銳清晰的問題意識
新理論的提出、新視角的選取、新方法的運用，最終目標都是要發現新問題、解決新問題，更好地認識文學及與文學相關的現象，否則便失去從新視角進入文學的意義。
新的研究視角，有助於新問題的提出與解決。面對研究已相當深入的唐人唐詩選本《河嶽英靈集》，著者提出"鄉居江南的殷璠是如何獲得入選詩歌的""《河嶽英靈集》的編選意圖是什麼""為何殷璠在《敘》中稱'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河嶽英靈集》'起甲寅'的依據是什麼"等一系列問題，經過翔實考論，著者一一予以闡釋。在此過程中，著者閱讀這一選本的態度與路徑，也為與文獻編纂相關的文學、文化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戴偉華對詩歌的文化性質及相關問題有敏銳的覺察力。 《狀江南》系列研究除了分析李嶠《十二月奉教作》、敦煌《詠廿四氣詩》及文人詩歌《狀江南》不同的文學與文化層級，還特別論及孟浩然《過故人莊》與《詠廿四氣詩》的相類，認為此詩「為探討盛唐文人創作與民間創作相互影響提供了可行性案例分析」。在詩歌創作與傳播過程中，文人化與民間化有互動融通現象，這極有可能成為唐詩研究的新學術成長點。
與文化生態這個概念的動態屬性一致的是，戴偉華對研究論題的思考、表達，也呈現出動態特徵。 《餘論》中，他刻意談及自己對乾元元年杜甫、王維等人《早朝大明宮》詩歌唱和的處理過程。為了更好地凸顯「為何四人的唱和詩都沒有留下安史之亂的痕跡」這一問題，他將研究的重心調整為解答對這些作品「誇張朝儀，不已泰乎」的質疑，研究的中心、結構也隨之改變。在動態而自由的研究視野下，精心思考問題提出解讀的方式，是本書給人的整體閱讀感受。
深厚紮實的文獻功力
紮實的文獻工作有助於發現新的學術問題。文學研究中，可信的材料是基礎，對文本的細讀是王道。戴偉華發現有關大歷年間鮑防等人《狀江南》唱和的研究成果中，「狀」的含義一直處於被忽視的狀態，與相關文本的誤寫有關。 《全唐詩》題為《狀江南》的組詩，在宋代文獻《古今歲時雜詠》《唐詩紀事》中的詩題為《狀江南十二月每句須一物形狀》。秦瑀為鮑防亦有參與的《柏樑體狀雲門山物》唱和所作序文中，有「狀，比也」「義取睹物臨事」的記載。他認為《狀江南》「睹物臨事」「每句須一物形狀」是詩人們集體約定的寫作規範，通行字典亦應據此補上「狀，比也」的義項。由此可見，被明確了的概念可以促進相關研究的深化，而對可信文獻的深入思考，能解決新的學術問題。
以解決問題為旨歸的嚴謹考述，是本書的研究方法，也是研究風格。戴偉華對文獻的精熟掌握與高度敏感，落實到本書的研究中，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第一，善於對常見材料進行深度解讀。在政治、律歷與文學關係的視野中，重新審視王灣「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被張說書於政事堂的史實時，他闡明這一事件不僅具備引領盛唐氣象的詩學史意義，也表達了政治家們的理想與銳意改革的決心，可稱眼光獨到。第二，重視發掘被忽視的「隱性」材料，解決了一些長期以來被學術界誤判的問題。 「隱性材料」這個概念是著者在《李清照《武陵春》一文中正式提出的，這既是他深厚文獻功力的理論化，也是他治學精神具體而微的一個面向。藉由《自宣城赴官上京》等「隱性」資料，本書《杜牧詩中的「揚州」不在「江南」》篇糾正了「唐代江南包括揚州」及「《寄揚州韓綽判官》寫於洛陽」這兩個持續長久的誤識。過度依賴資料庫的使用，導致當下的部分學術成果存在以材料掩飾淺陋的弊病，材料堆砌如七寶樓台，炫人眼目，卻提不出真正有價值的學術問題，也很難看到研究者的精見卓識，可謂得「筌」而忘「魚」。 「E考據」的學術環境下，重視「隱性」材料的倡導與力行，無疑具備匡扶學風的現實意義。
守正創新的治學精神
文學研究的對像是文本與文獻，與之相關的研究可以析為兩重目標與意義，一是把研究對象搞清楚，二是使文本及其研究產生意義。本書守正創新的價值內涵與現實導向也可從這兩面向加以體認。
戴偉華對揚州學派考證精詳、敢於創新的學術傳統有自覺的歸依與發揚，他認為學術創新不是刻意獵奇，而是在具體作品、現象的論述中探索一般性的知識結構與理論體系，以發現文本新的意義和價值。本書具體創新的類型有二：一是對自己既往研究的補充與完善，二是源自於多元視角與文本細讀而形成的新觀點。前者以杜甫《飲中八仙歌》的重新詮釋為例。他認為此詩應當系乾元元年杜甫居官左拾遺時。杜甫意在透過詩歌創作，與符合自己理想的「飲中八仙」神交，並藉此建構自己的盛世記憶。因為此詩，「飲中八仙」也成為長安乃至大唐盛世風流的文化符號，故不宜做過多政治化的解讀。後者以《狀江南》研究為代表。他認為《狀江南》不僅因「每句須一物形狀」的寫作要求在詠物詩史上自成一格，也開創了月令詩比喻體敘事的藝術新範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深化《狀江南》敘事喻物特徵描述的過程中，戴偉華透過「花幾個月的時間去學習古代曆法知識」（《戴偉華教授訪談錄》），最終確認敦煌《詠廿四氣詩是配合《開元大衍歷》推廣普及的民間創作。文學研究中的"文化生態"，其內涵與外延"通常與研究主體的研究對象及其學術經驗有關聯"，這一過程既拓寬了研究者的知識視野，也反映出他學術經驗的豐厚。
將嚴謹的學術研究與對當下的深切關懷融為一體，是戴偉華始終如一的學人風範。雖然研究對像是歷史文化場景中具體的事物與現象，但對現實的自覺關注已深融於著者的意識。在指出《狀江南》別樣格調與開拓意義的同時，他特意強調說：「現在各地都在做地方文化梳理、挖掘，《狀江南》唱和組詩藝術的特殊性和創新性，在江南文化研究中應被充分重視。」又如，這種當代意識也體現在對岑參邊塞詩以詩證史價值的重審，他認為這些側重西域的詩歌，「對於今日新疆而言以詩證史是唯一性的」。汲古潤今的學人情懷於斯畢見，同時，這些個案研究的現代意義也有了具體的指向。
作為新的文化生命體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革故鼎新、輝光日新」的文明，是熔鑄了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文明。如果說作為本書研究對象的《早朝大明宮》《飲中八仙歌》與大歷年間浙東詩人們的《憶長安》，意在承續對盛世大唐的文化記憶，那麼，《文化生態與唐代詩歌》的深層寄託便是戴偉華傳承文化的責任感。唐詩的創作只是在時空上遠去，唐詩的文化魅力卻可以藉由讀者的情感共鳴、學者的精深研究生生不息。
圖片皆為資料圖片
《光明日報》（2024年01月11日11版）
資料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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