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石景山區文化館的工作人員深入田間地頭，為農民讀報紙、講時事。馮文岡攝
文化館是集宣傳陣地、業餘學校、群眾舞台、社會服務機構等職能於一體的綜合性群眾文化事業機構，其工作內容可分為館辦活動和文藝輔導兩大模組。 1949年至1956年，北京市文化館事業整體呈上升趨勢。具體可分為三個階段：1949年整體上為初創階段，這段時期主要是接管、改造國民政府在北平設立的民眾教育館；1950年至1952年為發展階段，這段時期，北京市文化館在數量上發展，館內各項規章制度初步完善；1953年至1956年為提升階段，這一時期，文化館進行了自我整頓，工作品質得到進一步提高。
新創階段
接管、改造國民政府在北平設立的民眾教育館
1937年7月29日，北平淪陷，國民政府在北京市設立的各民眾教育館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亂，館舍也遭到嚴重破壞。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在北京先後重建了6所民眾教育館，其中2所市區，4所在郊區。但重建後的民眾教育館不僅沒能發揮應有的職能，與先前相比作用更加有限。 1949年2月起，中國共產黨便著手接管改造舊的民眾教育館。
民眾教育館的接管工作主要由文化接管委員會下面的社會教育處負責。 1949年2月19日，社會教育處開始逐步接收當時的6個民眾教育館。是年3月底，接收工作大致完成。各民眾教育館改名為人民教育館，凸顯了新生人民政權的性質與屬性。
對於原有的工作人員，社會教育處秉持的原則是在審查個人背景的基礎上，以留用為主。如當時市區的兩個館就留用了大部分原民眾教育館的工作人員，接管工作完成後，一館幹部18人，包含留用幹部14人；二館幹部12人，包含留用幹部7人。同時，透過自主組織學習、定期派人上課、講演等方式，社會教育處對留用的舊工作人員進行經常性的思想改造。社會教育處停止了各館原有的反人民反革命的工作，並對各館進行了新的業務佈置與改造。
受戰爭的影響，接收過來的6個民教館存在許多問題。例如，在人員隊伍方面，民眾教育館館內每個部門的人員數量都超過了正常標準，甚至很多幹部都是「國民黨官員們的親戚、朋友或是兼差」。在活動開展方面，民眾教育館的各項活動都趨於停滯，以二館為例，「當時館裡的教學股曾舉辦過兒童識字班，縫紉訓練班等，但也都毫無生氣…根本談不到什麼活動的開展。」為此，為了使被接收過來的民眾教育館發揮其應有職能，社會教育處對其進行了改造。改造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精簡了龐雜的組織。社會教育處撤銷了民眾教育館原有的組織架構，整合了民眾教育館本部及其附屬機構的職能，重新開設了總務股、教學股、閱覽股、宣傳股，不再設立民眾茶社、民眾商場、民眾診療所等機構。在機構精簡之後，民眾教育館職能分散、業務廣而不專的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決，工作效率大為提升。
整頓了圖書室和陳列室。圖書方面，將原有的封建圖書報刊全部清除，並逐步補充了馬列主義書刊及通俗讀物。陳列室方面，剔除了原有的反動展品，增加了可以普及科學常識、文化知識的陳列物品，「剔去具有封建意識的和為統治者裝飾太平的錦標錦旗等反動陳列品448件、五月間將接收國貨陳列館之物品1000件，以自然科學、工藝、衛生、動植物、史地五類予以陳列。"
改造了館內的幹部隊伍。在黨內選派了作風、能力過硬的幹部作為接收過來的民眾教育館的館長，「黨派自己的幹部來作為館的領導。」同時，明確了要為全市的工人、農民以及城市貧民服務的宗旨，加強了對館內幹部的培訓，一方面，經常性地組織幹部進行政治學習，讓留館的幹部在思想上逐步向群眾靠攏；另一方面，社會教育處也對幹部的業務能力進行針對性的培訓，使他們適應新的工作要求。
改進了館內的工作方式。社會教育處摒棄了過去民眾教育館只在館內「守攤子」的工作方式，大力提倡陣地活動與「送活動上門」並行的工作方法，不僅在館內組織休閒活動吸引群眾前來參加，而且主動到群眾中去開展圖書閱覽等活動，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改變了過去只守攤子的工作方式，而是一方面吸引大批人民群眾來館，一方面'送教育上門''送活動上門'，如第一館設立了巡迴書攤，第二館在八個茶館設立了閱覽站。"
發展階段
數量上發展，館內各項規章制度初步完善
在接手舊的民眾教育館的同時，北京市也創造了一批新的群眾文化事業機構。新設立的群眾文化事業機構最初叫做人民教育館，1950年以後改稱人民文化館，之後統稱為文化館。文化館與邊區民眾教育館有著強烈的承繼性，吸收了邊區民眾教育館的辦館經驗，繼承了邊區民眾教育館的辦館思想、組織架構、工作方法等。同時，在立足社會發展水準、照顧人民實際需求的基礎上，文化館也做了一些創新。
文化館一開始就確立了服務人民、成就人民的辦公室思想。 1949年12月，根據文教事業要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北京市各文化館明確提出文化館的服務對象為全市工人、農民及城市貧民。
在具體實踐層面，針對文盲率較高的社會現狀和人民迫切要求接受文化教育、豐富業餘生活的訴求，文化館在識字教育、時事宣傳、休閒娛樂、藝術輔導、社會服務等方面開展了大量工作。面對人民文化水平較低、想要接受文化教育的訴求，文化館組織了識字班、識字小組、補習班、成人夜校等；面對人民群眾想要閱讀書報的訴求，文化館組織了閱覽室、巡迴書箱、讀書組、讀書組等；面對人民想要文化娛樂活動的訴求，文化館積極籌備群眾劇團、歌詠隊、群眾俱樂部等組織，舉辦晚會、表演，並輔導工人、農民等自主進行文藝活動等。
文化館延續了分區設館這一組織形式。 1951年，《北京市郊區文化網試行辦法》作出規定，為了在北京市建立起文化網絡，各區都要創建文化館，同時以點帶面，各區文化館都要建立文化站，數量不做具體規定。文化站作為文化館的派遣機構，人員、經費、設備（房屋除外）均由文化館統一調配，文化站的任務在於組織推動其他工作責任地區內各村（鎮）的文化教育工作，並以自己的實際工作為各村莊做出榜樣，文化站下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建立俱樂部或巡迴圖書站。
同時，文化館也制定了簡單易行、分工明確的組織架構。在部門設置方面，文化館共設立總務、教學、閱覽、宣傳四股；在幹部隊伍方面，設立館長1人（多由各區政府行政領導兼任）及分屬不同部門的幹事若干（由市文化處任免）；在經費來源方面，文化館的具體經費先由文化處做具體計劃，再由國家財政負責撥款。
到了1952年底，北京市文化館數量較大發展，全市共有文化館20個，基本上實現了每區都有一個文化館的目標。
在活動方式上，文化館進行工作的方式更加多元，更貼合人民的實際需求。一方面，文化館館內設備數量、種類有了較大程度的補充。截至1952年，全市各文化館共有幻燈片48架、幻燈片數485套、收音機48架、圖片2421張，由文化館發稿的黑板報2872塊、有線廣播9套、模型標本200件、音樂器材208件，圖書174275冊，其中通俗讀物54064冊，雜誌637種，報紙179種。
另一方面，文化館的活動形式也更豐富，除了沿用讀書組、讀報組、講座、座談會等傳統的活動形式，漫畫、廣播、晚會朗誦、評書、新洋片、幻燈、電影等新技術和新形式也開始廣泛應用，如前門區文化館透過擺小人書攤來為群眾提供閱覽服務，成效顯著，「市第四文化館乃收購了新內容的小人書，加上一些通俗書籍和畫報，由該館幹部和地方積極分子，從五日起，前往該地區擺設小人書攤，不收租錢，受到了該地區勞動人民及失學兒童們的極大歡迎。兩日來，年老年少的觀眾，終日擁擠在書攤前，書籍不敷分配。"
提升階段
進行了自我整頓，工作品質得到了進一步提高
經過4年的發展，北京市文化館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為此，1953年後，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發布的整頓文件，各文化館都開始進行自我整頓。經過一番整頓，北京市文化館的工作品質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在存在的諸多問題中，以文化館的幹部人員數量不足、管理不夠規範以及和其他機關團體的聯繫不夠緊密等問題最為突出。 1952年，北京市文化館人員總數為181人，依文化館的正常規格需要，仍缺65人。幹部數量不足、精力有限，進行活動時忙亂問題嚴重，導致文化館工作品質不高。同時，文化館館辦活動多元，但缺少一個統攬全局的領導部門。文化館的行政工作、宣傳工作由各區文教科負責，但在進行識字教育工作時，文化館需要請示市文教局；在組織文藝活動時，則需要按照市文化事業管理處的指示來進行。這種分屬於不同領導部門的模式，分散了文化館的精力，再加上領導部門之間的關係不明確，使文化館的許多活動都無法有效進行。
除此之外，文化館與其他機關、團體的聯繫不夠緊密，有時無法有效配合開展工作，「雖然早已明確了文化館是社會教育的組織機關，工作的開展需要各有關機關和團體的協助和配合，但是直到今天彼此關係還不夠密切，甚至個別機關團體對文化館還不夠重視，還沒有對文化館予以應有的協助和配合，如大眾講座時常請不到人。"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注意到了文化館建設中出現的問題，因此，1953年底，北京市各文化館都遵照文化部的指示開始了整頓工作，在組織架構、工作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進一步的調整，"文化館幹部說：三年來，我們第一次總結了全面工作，交流了經驗，初步明確了文化館的工作方針。」1953年至1956年，經過整頓，文化館進一步明確了工作方針，工作品質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明確了文化館的工作要求。與1953年之前的工作相比，首先，文化館仍然重視對時事政策和中心任務的宣傳；其次，文化館不再主要負責掃盲運動，開始由掃盲運動的組織者變為協助者，工作職能轉變為配合和宣傳掃盲運動；最後，文化館更重視與經濟建設活動配合，與工農業生產的連結更加密切。
調整了文化館的組織架構。從1953年開始，閱覽股被裁撤，增設文藝股，開始重視組織和輔導群眾文藝活動，「各館均開設了文藝股，以負責文藝宣傳和文化活動的開展。」與此同時，細化了文化館的工作方法，不僅明確規定了文化館要組織的各項活動，如演講會、座談會、幻燈放映、電影放映、黑板報、讀書組、讀書組、晚會演出等，而且強調了文化館要與其他機關、團體力量加強合作。在工作中，文化館密切了與工會、共青團、科普協會的聯繫，並且得到了社會人士的幫助。
調整了文化館的工作重心，在實踐中充分面向工人、農民群眾開展工作。例如，以京西礦區為例，為了加強以工人為導向的文化服務，礦區新建了6個文化站。無獨有偶，「崇文區文化館延長了開館時間，便利了工人來館參加各種活動，每日來館都達百餘人，有時甚至達到四五百人」。同時，位於郊區、主要面向農民群體的南苑文化館積極組織活動下鄉，把活動送到農民群眾身邊，1953年8月至1954年8月，南苑文化館共為農民群眾組織講座32次、展覽16次、群眾會25次、黑板報133期、廣播28次。這些都體現了文化館的工作重心進一步轉向工農群眾，並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他們的業餘生活。
各文化館都及時補充了幹部力量，增加了行政人員和業務人員。 1953年，全市文化館人員共增加了64人，其中業務人員增加最多，行政人員次之。行政人員在此次補充後，一直維持在36人左右，較為穩定。服務人員的數量呈現逐年減少的趨勢。 "在業務上，各館之間透過開展業務討論會和工作經驗交流會，提高幹部的業務水平"，這使得幹部們的思想認識水平和業務能力水平有了較大提升。到了1956年，全市文化館共有幹部220人，其中「在政治上，黨員有29人，團員42人；在文化程度上，達到大專水平者33人，高中者67人，初中者83人，其餘均達到小學畢業生水準；在業務上，各館都配備了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音樂、舞蹈、戲劇和美術的專業幹部」。
（作者：張保軍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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