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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賜履，清初著名理學家與政治名士，曾擔任康熙朝的吏部尚書和東閣大學士。
他不僅為康熙皇帝提供了漢學教育，而且在治理國家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
他的才華被當時人稱頌，認為其輔佐皇帝的能力是卓越的，並且對興起大清基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清朝初期滿族與漢族文化衝突劇烈時，熊賜履堅定地支持並推崇理學，引導了康熙帝深入研習儒學。
此舉對清廷在社會各階層中建立儒學權威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儘管他在生涯中最傑出的階段因涉及「嚼簽案」而失去了官職並被迫隱居長達十五年，但他並未因此停止學術追求，而是投身於理學的深入研究，創作了眾多關於該學科的著作。
熊賜履，字敬修，號青岳，明崇禎八年（西元1635年）生於湖北省孝感市閔集鄉。
父親熊祚延曾是明朝的生員，然而在兒子八歲時，張獻忠起義軍侵入湖廣地區，他在組織民眾抵抗過程中，同其他家庭成員一同遇害。
李如柏，熊賜履的母親，在那場災難中帶著幼小的兒子倖存了下來，因為熊賜履當時正在上學。
面對如此艱難的環境，這位母親獨立撫養兩名幼兒，歷盡艱辛將他們養育成人。
隨後的兩年，他在翰林院擔任檢討，之後又晉升為國子監司業。
到1665年，他進一步升任為弘文院侍讀。
1667年標誌著熊賜的文學成就，他創作了自己的第一部關於理學的著作《閒道錄》。
同年，他的《萬言疏》引起了清朝政治界的廣泛關注。
在這封奏疏中，他深刻剖析了當時清朝的時政問題，尤其是對四位重要輔臣執行的政策，進行了尖銳而直接的批評。
他強烈建議年輕的皇帝應加強儒家學術的修養，並將程朱理學定為朝廷治理的基礎。
1663年後，熊賜被任命為秘書院侍讀學士，併兩次向朝廷上書議論政事，然而這卻引起了權臣整拜的忌憚。
1669年，隨著康熙皇帝消除整拜集團並開始獨立親政，熊賜的政治生涯也進入了新的階段。
他先被提升為國史院學士，後來又被任命為翰林院學士和經講官。
在此職位上，熊賜以老師的角色，向康熙教授儒家思想，並協助其執政，因此成為了影響清朝政治進程的關鍵人物。
在1673年，也就是康熙帝統治的第十二年，皇帝做出了撤銷藩王的決定。
面對這一政策轉變，熊賜履表達了他的反對意見，他認為，「國家現處於和平時期，以無戰亂為福。當前之策應是休養生息，穩定人心。如果無緣無故地將數十萬安居樂業的人民遷移至貧瘠荒蕪之地，這種倉促而強迫的做法，必將引發民怨，激起眾怒，導致局勢不穩。
儘管熊賜履對撤藩政策持有異議，但當「三藩之亂」爆發時，他仍然全力以赴地協助康熙帝平息叛亂。
過程中，熊賜履起草了《宣諭雲貴等處官民救》，作為官方文件傳達皇帝的旨意。
到了1675年，也就是康熙十四年，鑑於熊賜履展現出的卓越才能和他在任期間表現出的清廉與謹慎，康熙帝決定提升他的職位。
因此，熊賜履被晉升為內閣學士，並被授予武英殿大學士的榮譽頭銜，同時兼任刑部尚書，負責司法工作。
在1676年，熊賜履在處理票擬事務時失誤，企圖掩蓋錯誤而私自銷毀草簽，試圖將責任歸咎於大學士杜立德。
這一行為導致他被解職。
該時期，三藩之亂爆發，他的家鄉陷入動盪，因而他遷移到江寧城北的蓮花橋，併後來轉至溪西的清涼台居住。
在接下來的十餘年時間裡，熊賜予之作專注於理學的研究，其著作《學統》、《下學堂札記》以及《樸園邇語》均在江寧創作完成。
1688年，康熙帝重新啟用熊賜履，任命他為禮部尚書，但因母親逝世，他不得不返回南方。
1690年，朝廷再次任命他為禮部尚書，隔年他進京，並受命前往江南審理疑案。
1692年，熊賜履調任吏部尚書，在任期間，他成功奏請免除高郵、山陰等三十縣的三千七百多項額賦。
熊賜履，於1699年，即康熙三十八年，被委任為東閣大學士及兼任的吏部尚書。
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四度擔任會試的考官，並擔任了《聖訓》、《平定朔漠方略》、以及《明史》等重要歷史文獻的總裁官。
同一年份，他又被委以侍奉皇太子，這是皇太子失寵後的重要轉捩點。
由於太子的處境岌岌可危，他極力爭取熊賜履的支持，後者也對東宮的厚待表達了感激之情。
到了康熙四十年之後，隨著皇太子與皇帝之間的矛盾加劇，熊賜履發現自己深陷宮廷政治的紛爭之中，因此開始多次提出辭官的請求。
到了1703年的4月，當時已近六十八歲的他，再次上疏給康熙帝，引用「年迫古稀，桑榆景迫」的成語，表達了解職離任的願望。
最終，得到皇帝的允許，以原官解任的條件離開職位，但被保留在京城作為皇帝諮詢的對象。
終於在1706年，也就是康熙四十五年時，熊賜予履回江寧。
他在1709年的八月逝世，結束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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